1949年1月，北平城内局势紧张，清华大学校园却没有陷入混乱。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站在校园里，面对的是炮火可能逼近的现实，也是知识分子将如何选择的难题。 傅作义部队一度准备把炮兵阵地设在清华校园。冯友兰没有坐等局势变化，而是安排人员同军方交涉，请求不要把学校变成战场；同时通知师生和家属，必要时到图书馆楼下躲避。 军方最终没有在校园内布置阵地。部队撤离后，冯友兰又召集师生商量去留。没有人愿意抛下学校，大家留下来维持秩序、看护设备，使清华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保持了相对稳定。 这件事并不轰轰烈烈，却很能说明冯友兰当时的处境。他并非没有国民党方面的经历，也并非没有离开的机会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他选择留在北平，守住学校，也守住自己的学术岗位。 此前，国民党方面曾设法把文化界人士转移到台湾。胡适选择离开，冯友兰却没有同行。冯友兰曾说，胡适很聪明，只是已经成了“过河卒子”，只能一路向前；自己没有被逼到那一步。 这句话带有明显的个人判断，却也透露出他的心态：不愿把学术生命寄托在某个政权或职位上。1946年，他曾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客座教授。翌年，面对美国方面的继续邀请，他仍决定回国，甚至放弃了护照上可以长期保留的居留签证。 北平解放后，清华的接管工作逐步展开。冯友兰继续留校任教。1949年10月，他给毛泽东写信，表示过去曾为国民党方面做过一些工作，今后准备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并计划在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 这封信很快得到毛泽东回信。毛泽东肯定了冯友兰愿意改造思想的态度，却没有赞成“五年完成”的急切计划，劝他不必急于求成，可以慢慢来，“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”。 冯友兰看到这句话时，心里并不完全舒服。他长期研究中国哲学，自认治学谨慎，便有些困惑：“什么叫老实态度？我有什么不老实？” 这层疑问，实际上不只是对个人品格的辩解。冯友兰所说的“五年重写”，更多是一种表态和目标；毛泽东看到的，却是学术转向不能靠几句誓言完成。哲学史涉及材料、方法和立场，若只是匆忙套用新概念，很容易流于表面。 冯友兰在1939年至1946年间陆续出版著作，形成“新理学”体系，是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哲学家。他既熟悉宋明理学，也接触西方哲学，确有深厚学养。但学问深，并不等于思想转变能够一蹴而就。 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，冯友兰同毛泽东有过直接交流。谈到古代哲学命题时，冯友兰提出应区分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。毛泽东则强调对传统思想要采取批判继承的办法。两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，现场讨论也相当充分。 临别时，毛泽东握着冯友兰的手说：“百家争鸣，你就是一家嘛。”这句话既是鼓励，也表明对方并未因学术立场不同而被简单排斥。此后，毛泽东还询问冯友兰的写作情况，双方保持过书信往来。 冯友兰的学术地位，使他的言论很容易受到关注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后来在特殊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，影响远远超过普通作者。年近八旬的他，为了适应环境，曾写下不少违心之作，甚至在病中仍思考如何完成相应文章。 这种选择有现实压力，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。冯友兰并不是不明白形势，却低估了自己文章的分量。他原本想完成那部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著作，结果多年过去，计划进展并不顺利，已经写出的部分也让自己不甚满意。 1976年唐山地震后，冯友兰住进临时搭建的防震棚。此后，相关经历又给他带来新的困扰。直到1979年，他在特殊年代遗留的问题才得到澄清。晚年谈及往事时，那句“采取老实态度”的提醒，显然比1949年初听到时更沉重。 所谓“老实”，并不是少说话，更不是放弃思考，而是不把一时的表态当成真正的思想转变，不用漂亮口号替代长期学术劳动。冯友兰一生留下的，既有哲学著述，也有这段曲折经历。对他而言，五年完成的豪言并未实现，那句看似平常的劝告，反倒陪伴了他的后半生。 特别
